原创 维舟 维舟
已经听很多人说过：“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了？本该朝气蓬勃的年纪，却胸无大志，反倒选择躺平，好像“丧”和“佛系”反倒成了时髦似的。”像这样的困惑，往往又和“受挫能力”的论调结合在一起，最终将“问题”归结为：“日子富足了，年轻人吃不起苦”。
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如果是一个问题的话，那又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年轻人自己的问题吗？
的确，不管怎样，这作为一种社会情绪由来已久。大抵从2016年“丧”这个词流行起，诸如佛系、躺平、网抑云这些词，都体现出一种苦闷低沉的群体心理。人类学者项飙2018年3月就在一次访谈中捕捉到了这种心态：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在互联网上最大的共鸣就 是“丧”，现在的条件变好了，自由度变高了，也有自己的爱好，开始有自己的fun 了，结果却陷入了一种普遍的沮 丧，好像一切没有意义，也看不到生活的变化。
每次出现这样的现象，大体上会有两派观点，一派归咎于年轻人自身，而另一派则指向社会制度和结构本身——换言之，年轻人没问题，他们之所以作出那样的反应，仅仅是因为所面对的外部环境迥然不同了。
按照第一种视角，“躺平”就被问题化了，所以才要提“正能量”和“挫折教育”，试图让年轻人“重新振作起来”。然而这回避了对体制的质疑，有时非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还适得其反——这种“丧”往往就是家长制本身所造成的，家长制再强力干预，又反过来加重了这一心理负担。很讽刺的一点是，“岁月静好”这样一个原本表示近乎“躺平”心态的词汇，如今在疫情期间也变成了封条，象征着外部施加的强制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假装这些都没有发生变化，那是不现实的。就像很多学者早已研究指出的，在任何一个国家，抑郁症和过劳的情况越来越常见的原因，无疑和社会节奏加速、时间超载和压力层次的不断提升有关。90后所面对的，是一个与其父辈有着极大差别的外部条件——实际上，父母们也经常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经验已经无法指导孩子应对现实问题了。
这与我们社会近些年来的一系列结构性变动有关：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期结束，大学扩招后带来的大量高学历人群又进入市场，其结果是，这些曾经在相对优渥生活和乐观预期下长大的一代赫然看见了生活的真相——他们需要在有限的选择下与无数人展开激烈的竞争，但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却可能比父辈小得多。
这还并不只是高房价等造成的经济层面的阻碍，更棘手的是，他们作为权利意识觉醒的一代，震惊地发现原有的权力结构中存在那么多对自身权利有意无意的侵害。不仅如此，他们也是在相对宽松、平等的家庭氛围下养成的，很自然地也更有参与感，但在现实中却发现隐性的父权制更难对付。
我试着按公私领域和积极/消极的态度，将人们的反应策略分为四个不同的维度，而权威也分别以不同的策略应对。如果要选择积极的、面向公共的策略，那么这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问题：“没有政治野心的政治意识”其实都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框架才能展开并予以捍卫。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躺平其实是弱者为数不多能相对自主的选择之一了，至少它看起来是最“去政治化”的。
这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清晰地看出：“丧”其实也是一种明确自我意识的体现，只不过人们不关心或无法应对外界时，选择退回到私领域来获得生活的掌控感。不过，这四个维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看起来“丧”的人，也完全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转向激烈的抗争，只要他觉得那是有必要这么做的。
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与1980-90年代的普遍的“愤青”相比，现在的基调已经变了。“愤”其实包含着公共意义，是“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残余，但在“丧”中已看不到；相反，在“丧”之中隐含着的自我主体意识，在“愤”当中也很少看到，因为“愤”所指向的通常都不是为了自身的权益，而是家国天下。
这前后有着延续性的，倒是曾经在中国社会被广为诟病的“犬儒”。本来，犬儒不从事积极的抗争，只是消极嘲讽，因为他们认为毫无改变现状的希望，但又怀疑主流价值观是否能继续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规范，在无助、无望之下报以冷嘲。
如果说一代人之前的“犬儒”被视为背离“士”的使命，表现出玩世不恭甚至油滑而遭人批驳，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则更多表现出一种疏离感，最典型的就是那句“你高兴就好”。强烈的外部干预和动员，在近代中国曾产生巨大的组织能量，但现在却对这些年轻人逐渐失效了，他们即便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却撑开了距离，不再那么轻易积极认同，投身其中了。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Robert Lusson曾提出“政治性抑郁”的概念：“我每晚睡觉前都对未来充满忧虑，认为我改变不了自己的生活，更无法改变社会。”这其实是个体在独自面对庞大、动荡而又无法掌控的社会生活时很自然会涌现的心态，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近三四十年来的个人主义进程，既赋予了年轻人权利意识和自主权，但也使他们更能产生那种无力感，那是以往“身为团体一员”的个体很难体会的。
可以说，“躺平”也算是自我减负，甚至是避免内卷化的途径之一：它选择退出不玩了，维持低欲望的存在。但细想一下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也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你那个私人生活不仅足以维持，而且能不被打扰——这两条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都是很难满足的。
然而，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结构性的处境，那么个人自主、乃至自由意志又从何谈起呢？
在我看来，年轻人选择躺平固然无法回避社会转型中的制度问题，但这也绝不意味着人们就此没有选择——至少有四个选择，“躺平”只是其中之一。确实，另外的选择通常也更难，但哪怕是对个人来说，“躺平”本身也没有解决问题，而试图拖延、缓解或绕开问题：它以放弃的方式，试图另辟蹊径，绕道而行。
这可能导向一种中国式的“低欲望社会”，从最积极的一面来说，它或许能让很多人反思以往那种别无选择的惨烈“内卷化”竞争，开创更为多元的可能性，但从最消极的一面来说，它也可能导致人们不再积极谋求真正的改变，促使社会整体更进一步保守化。从历史来看，真正的变化正是在这些看似低沉、苦闷的时刻之后出现的。喜欢此内容的人还喜欢
原标题：《年轻人为何选择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