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帝国的“切腹”：1941年与世界秩序的转换

《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 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美]约瑟夫·C. 格鲁著，沙青青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680页，99.00元

开战前夜：殖民帝国“切腹”的历史舞台

1941年12月8日三时二十分，从六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日本战斗机开始空袭美国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而此前的一时五十分，日军已经开始在马来半岛展开登陆行动；上午十一时四十分，日本天皇颁布宣战诏书，宣布对美英两国“开启爨端”，日美两国随后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以命相搏，展开了激烈的厮杀。后世的人们往往会因此事件而记住1941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其实，像1941年那样杌陧、敌意充盈的时刻，在迄今为止的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堪称绝无仅有，它是整个1930年代世界动荡不安岁月的缩影，更是由西欧开启的近代殖民帝国秩序不义的巅峰显现。我们需要在世界史和文明史的视野中，探讨这一年的历史意义。

由于日本不宣而战，以不光彩的方式主动引发战争，更由于其随后的惨败，它成了这个历史故事唯一的丑角。战争爆发时已经担任了十年美国驻日大使的格鲁，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称日本正在走向“民族切腹”的道路。战后，日美两国的历史学家事无巨细，对这条“道路”进行了多视角的重构与再现，人们对这个故事的各种细节似乎不再陌生，但这并不是今天的读者可以不读这段历史的理由。这就如同《哈姆雷特》《射雕英雄传》等经典故事一再被搬上舞台或银幕一样，无论人们对其桥段怎样熟识，依然会在戏剧欣赏中获得各种启示。历史的细节或戏剧的桥段最终将给人以怎样的意义，这其实依赖于人们自身的意识与视角。

后人看到了日本帝国的“失败”，因此无论怎样描述并论述这种“失败”，在结论上似乎都是成功的。殊不知，这种做法其实落入了成王败寇的历史认知模式；它诚然满足了人类童年时期世界认知的基本心理需求——这个世界的人可以分为好人和坏人，也能满足了摩尼教徒坚定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观，但却无法通过我们理性的审判台：“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洛赫看来，“行动失败是人类历史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只有从1941年前后人类自身的失败当中看到“人类多样性的丰富经验”，历史才能帮助“我们治愈盲目判断的弱点”。那我们还是从基本的心理需求出发，先重述一下日本“失败”的历史。

这一年的6月22日，德国突然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欧洲战场急剧扩大，世界秩序进一步塌陷。日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奇妙的处境：此前一年，外相松冈洋右极力促成了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结成了所谓的“轴心国”集团。这一条约正是冲着美英两国而来，旨在重新瓜分世界，美国对日本的敌意迅速上升；两国正式开始全面脱钩。日美两国究竟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

在创造历史的各种因素中，世界权力竞技场上的好手无疑扮演着性命攸关的角色。日本外相松冈洋右正是此时日本以及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之一，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他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十三岁时赴美投靠一位做生意的亲戚，随后在美国度过了九年，并取得了俄勒冈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同很多有过留学美国经验的日本帝国政治家一样，他自诩为“美国通”，认为“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最有价值的品质”。

1941年4月，松冈访问欧洲，期待拜会被格鲁描述为“欧洲最有名的说谎者”、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据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日]掘田江理：《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新华出版社，2020年）。此时，松冈早已经因口才绝佳而名声远扬。早在1932年12月8日，日本参加国际联盟关于日本非法成立的“满洲国”特别会议时，他就曾发表了一番著名的演说，宣称日本像耶稣一样被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钉在了十字架上；日本被描述为西方阴谋的受害者。翌年3月，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时，他更是口若悬河，足足为日本辩护了九十分；松冈也因此在日本国民心中获得了英雄的地位。这其实为他在1941年走向权力巅峰铺就了道路。

[日]掘田江理：《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途中经过莫斯科时，他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先后会谈了三次，目的是与苏联结成相互中立条约，但均以失败告终。4月13日，他获得了面见斯大林的机会。“在他和斯大林一小时的会晤中，他用了整整五十八分钟宣讲日本的意识形态”；他唇焦舌敝，“滔滔不绝地告诉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格鲁在其日记中也特别为此留下了一笔。到了会谈的最后一分钟，斯大林突然接受了松冈的说法，双方很快决定签署《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在他离开莫斯科时，斯大林与外长亲自为他送行，这极为罕见。松冈主导的这两个条约的根本目标，其实有其“苦衷”：为解决他们口中的所谓的“中国事变”，即1937年开始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制衡英美，阻止它们支持中国的抗战。

4月22日回到日本时，松冈再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在日本政坛人气一时无二；他的确创造了历史。然而，随后苏德战争的爆发，让日本感到左右为难：日本开始了所谓的“南进”还是“北进”的战略选择。松冈坚决主张“北进”，进攻苏联。此时，日美外交谈判正在进行，他对美国持续采取强硬态度，在辩论对美政策时一再声言“美国人的秉性就是弱肉强食”“美国国民的性格就是欺软怕硬”。时任首相近卫文麿忍无可忍，但也无可奈何，最终于7月16日以内阁集体辞职的方式，将松冈赶出内阁。

美国本以为松冈下台，日本会考虑与轴心国决裂，但事实正相反。日本非但一仍其贯，还在7月21日迫使法国接受了日本“和平”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协定，并于7月28日正式进驻。这直接威胁了美国的菲律宾殖民地以及它对东南亚橡胶、锡等战略资源的获取。两个殖民帝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机运突然高涨。美国针锋相对，随即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8月1日，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也正式生效。后世的历史学家普遍说，这是驱使日本走向战争的关键一环：日本的石油储备将在第二年耗尽，“油表已经成了战争倒计时的时钟”。日本政治精英当然对此也心知肚明。

不过，负责对美作战的日本海军，还远未到达下定决心开战的地步：数次兵棋推演的结果都是日本最终必败，以至于后来他们干脆取消了推演。但海军多年来以“无敌舰队”自吹自擂，这让决策者很尴尬：如何平衡事关生死的战争理性和帝国荣耀以及权力意志之间的紧张关系？

9月3日，日本负责制定军事战略的大本营联络会议通过了《帝国国策实施要领》，首次明确了日本向美国开战的硬性指标：在10月上旬前如果无法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就对美（英荷）开战；而同美（英）交涉时日本的底线是，“美英不得干涉或妨碍帝国处理中国事变”，不得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援助中国（[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形势比人强，因为形势或者说“时势”的本质乃是一种社会之力，由各种决定历史进程的短期和长期变量相互激荡而成。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在日本和美国进行艰难谈判的时刻，一位陆军军官留下的诗句，吐露了这个时代的形势和氛围，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富有压迫性的结构：“没有新进展/苦闷和沉思的日子在继续/耽搁一天意味着浪费多少石油/耽搁一天意味着多少流血牺牲/然而他们却说，我们不能和美国打一场百年战争！”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提交了“赫尔备忘录”，要求日本从中国、印度支那完全撤军，不承认“大东亚共荣圈”，重申《九国公约》的有效性并要求日本废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海军和陆军军官至此如释重负，他们认为这个备忘录是最后通牒，是“天赐的恩惠”，帮助日本“确定了战争的命运，是一个痛快的结果”（[日]麻田贞雄：《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新华出版社，2018年）。于是，战争就这样顺利地爆发了。“赫尔备忘录”的核心条款其实并无新意，而是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一贯的国策：不承认日本制造的“事实”。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日本认为“赫尔备忘录”解除了它对美开战的最终心理障碍乃是自欺。换一个角度来看，日美最终要在战场上一决雌雄，这几乎是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这一备忘录的发表，毋宁说最终引燃了蓄积已久的心理能量。军事理性当然从未缺席；为了防止美国不宣而战偷袭日本，日本的将军们踵武其明治先人，制订了先下手为强的策略：12月8日偷袭珍珠港，正如同日清、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皆不宣而战一样。美国的政治家们此前已经预测到了日本可能随时突然发动袭击，并想到了珍珠港遭受袭击的可能，但依然认为日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菲律宾的美国海军基地。结果，日本在战术上取得了胜利，但却把自身所“希望的有限战争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无限战争”，格鲁预言的“民族切腹”竟然上演了。

这个预言无疑包含着偏见与敌意，但也不是一时激愤之语。格鲁在他的日记中，曾先后三次提到这个说法。在1941年11月3日提交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格鲁警告赫尔，“日本有可能贸然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在翌日的日记中，他又浓重地写下“（日本）也许就要全力以赴地殊死搏斗争，甚至不惜实施民族切腹”一句；在得知大战已经开始的12月8日，他再次提及这个说法，“并很高兴此言已记录在案”。其实，在履任驻日大使两年后的1934年12月27日，他就曾预言说，“这个国家的军人完全可以冲破政府的约束”，会干出近乎“民族切腹”这样的事；除非“政府中头脑比较清醒的人”能力挽狂澜，能防止国家走上“民族自杀之路”。但这种可能性很快就彻底消失了：1936年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政府进一步为军方所把持，事实上成为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国家。

1941年12月8日凌晨三时半左右，中国外长王世杰获知日本对美国开战后，随即“通知中央日报，告以此系日本“切腹”行动之开始”。12月9日，《大公报》发表标题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走上切腹之路”的社论，指出“现在暴日对英美宣战，绝无胜算，它是在无出路时就悲壮慷慨地走上了切腹之路了”；12月10日，《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论：“（中国）坚持抗战到底的国策，苦战四年半，把日寇深陷泥潭，把日阀折磨得郁闷急躁，终于走上了冒险切腹之路。”（邓野：《蒋介石的战略布局：1939—194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日本诚然走上了“切腹”这个比喻所指涉的道路。其实，中国决不讲和的抗战意志与全民的抗战行动，以及“赫尔备忘录”要求的日本无条件撤军，这些因素已经让日本骑虎难下，它只能选择以命相搏。1941年8月15日，美英两国发表《大西洋宪章》，这在日本看来就已经等同于宣战书了。激烈的批评者认为，美英两国是在“迫使各国接受英美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美英是两个靠捕食他人为生的强权国家，它们想要把日本逐出中国”；稍微稳健一些日本政治家则认为，如果日本打算屈服，那日本“所放弃的就不仅仅是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结果，还包括“满洲事变”的获益”（[美]麦克莱恩：《日本史》，海南出版社，2014年）。他们没有看到，《大西洋宪章》已经成为新世界秩序的灯塔，美国在世界秩序的演变中角色发生了豹变，俨然成为殖民帝国世界秩序的终结者。

[美]麦克莱恩：《日本史》

这个宪章的个别条款虽非完美，但整体上却被公认为是美国“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再次表达。日本此间的激烈的批判言辞表明，《大西洋宪章》宣布的原则和理想事实上击中了他们的“痛处”，以至于恼羞成怒。那么，日本为何未能就此后退一步，回到美国一再要求日本遵守的《九国公约》，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格局？为何日美战争爆发时，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所有当事者都在欢呼？1941年的日美关系的故事，其实还有许多隐情，它们尚未得到人们理性的充分审查。

“满洲”：殖民帝国的最新角力舞台

1941年的中国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人民和国土惨遭蹂躏，对于日本的“民族切腹”自然乐见其成。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与国民普遍对日本报以以德报怨的态度，对日本的宽大让很多日本国民感怀。时过境迁，随着战争造成的阴影从人们记忆中的消失，此时再重复“民族切腹”一说就显得不得要领了。但问题又再次出现：1941年的日本为何一定要选择对美开战？

作为历史故事的读者，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或许不无裨益。其实，后世的历史学家在面对历史时往往会产生一种“自负”：他们揭开了历史之谜，因为他们以万人皆有的后见之明，重新组织了他们所见的材料，编织成一个浑然一体的故事。但这很可能是个“错觉”或“幻觉”。经过历史学家客观、审慎处理后的“材料”，如同我们在上面看到的一样，果真逼近了我们要探求的历史的真相与意义吗？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历史中的意义》一再告诫人们，任何一起特定的“事件”或“材料”都无法证实或证伪历史的真相；关键是要理解事件的“相互关系”以及人们的“心理结构”。历史学家提供的“材料”或“事件”可能在另外一种“关系”结构中获得组织，从而揭示出人们不同的“心理内容”。我们在前面引述的布洛赫曾说，历史学家在面对“材料”时，最终面对的其实是人的“意识”，这其实是出于同样的历史认识。我们可以开一下脑洞：后人如果书写我们此时此刻的置身其中的境况与事件，他们会进行怎样的取舍？提出这些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回答，而是要让我们恢复对我们对历史、对现实的多元感受，协助我们看到我们曾视而不见的问题。

回到前面的问题。1941年的日美战争，人们普遍认为它起源于日本对所谓“远东国际秩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9—1922）的破坏；其中，以石原莞尔为首谋的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成立的伪满洲国就是罪魁祸首。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时，追溯的起点就设定为这场事变。事变发生后，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国际联盟，都要求日本恢复原状，遵守《国际联盟公约》《九国公约》以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如前所述，在1941年11月美日间进行最后的谈判时，美国仍然坚持日本要回到《九国公约》的框架，放弃它非法炮制的“满洲国”。反过来说，由于日本无论如何不会考虑将其口中的猎物吐出，这最终导致了它被迫向美国开战的局面。

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约束下的远东国际秩序，真的是符合正义的秩序吗？日本试图取而代之的“大东亚共荣圈”固然不义，事实上因其残酷暴虐而臭名昭著，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反过来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1941年及以后的时刻仍然是值得留恋的。日美双方正面争夺的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近代殖民帝国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种重新安排；它的本质就是近代殖民帝国体系自身，有着帝国利益争夺与分割的根本属性。事实上，我们所见的历史的展开，正是对这个体系的超克过程——这是一个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侵略、反抗殖民秩序的过程。

无需赘言，上述说法决不意味着日本挑战这一体系就是正当的；日本的挑战以及它追求的“近代的超克”，事实上表现为对中国的侵略，因而就是近代殖民帝国世界体系的逻辑自身。日本帝国的精英们未意识到，这个体系已经处于谢幕的前夜，他们在1931年的鲁莽行为竟成为压垮这个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诚然，对于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弱国而言，这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并非没有善意；美籍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总结说，“中国领导层此时不是在千方百计推翻既存的国际秩序，而是要融入其中”（[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融入这个世界体系，而不是挑战它，这既是作为弱国的中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策略，也与这个体系在东亚世界呈现出的“善意”有关：中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虽然在凡尔赛会议上遭到出卖，威尔逊总统提倡的创建新世界秩序的理想主义遭受重创，但华盛顿会议（1921—1922）毕竟迫使日本“归还”了山东半岛，这就让中国获得了“融入其中”的激励。

[美]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尽管如此，这种殖民帝国主导的安排，有着它无法克服的不义属性与内在矛盾。帝国主义者们对这种不义可能完全无感，但对其中的矛盾则异常敏锐：矛盾会导致这个掠夺体系无法运转，所以必须消除这种矛盾！在东亚，如何接受、安抚已经成功晋级为殖民帝国的日本，就成了帝国秩序的大问题。日本是西方世界的闯入者，此时已经展现出了“世界革命者”的精神状态：凭什么欧美帝国就可以瓜分这个世界？英美一方说是凭借“文明的使命”，理由冠冕堂皇；但日本却反驳说，西方帝国凭借的是无非是暴力、是文明的“双重标准”以及公然的“种族歧视”。这确实令西方哑口无言。日本试图在巴黎和会上将反对种族主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的章程，结果欧美殖民帝国联手将日本按了下来。日本政治精英此时一定对它的这一“革命”行为默默进行了一次评估：在现存的世界秩序下，日本将永远不受待见。

日本此时选择了戒急用忍。于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商业原则，新老殖民帝国很快就此达成了一致。这个体系保证了日本上桌而不是掀桌子，但却无法在根本上让它满意。美国随后通过的限制日本移民的移民法案，让日本再次深感屈辱，重新点燃了它作为“革命者”意志。旧秩序再次为其自身准备了“革命”的火种。当然，日本要进行的其实是伪革命，尽管它在形式上占据了“道义”上的高点。它一再批评当时殖民帝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不义属性，但在实践中却完全按照殖民帝国的原则行事。事实上，日本就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国名副其实的学生，而且还是“优等生”；甚至可以说日本帝国是它们的嫡子，但日本人却充其量也不过是“荣誉白人”，不受待见。日本一再感到愤怒：列强为什么不能“平等待我”？为何同样后来居上的美国能吞并夏威夷、占领古巴、殖民菲律宾，而日本却不能将“满洲”纳入囊中？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日本未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

此时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都未意识到，《九国公约》的第九个国家正在成长为这个体系的真正的革命者：中国的革命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激荡而成，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支持；一个新的“中华民族”已经走上了世界史的舞台。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北伐战争，既是中国谋求统一的战争，又是针对旧世界秩序的革命战争。日本首当其冲：革命政府声称要收此前被巧取豪夺的“满洲”权益，这让日本面临着殖民地丧失的危险。1928年5月1日，北伐军进军济南的当日，日本悍然派兵进占济南、青岛以及胶济铁路沿线，随后大肆杀戮，万余人不幸殒命；蒋介石仓皇逃出济南城，仅以身免，视其为自己的奇耻大辱（王丰：《蒋介石在淞沪战场》，现代出版社，2017年）。进入1930年代后，随着国内秩序的渐次安定，中国开始了对抗日本的战略准备活动。

王丰：《蒋介石在淞沪战场》

日本帝国出手狠毒，预示了它随后动作的必然：它针锋相对，要将中国东北永远从中国分割出去；“满洲国”已经出现在这个帝国的视野中，并视其为禁脔。结果，这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在远东解体的肇因，因为美国的利益遭受到了致命的威胁。1941年美日谈判时，有历史学家将其誉美为“美国冒着与日本开战的危险帮助中国”，其实这只说出了真相美好的一半，而真相的另外一半则是帝国的本能。西方殖民帝国未能在1931年即刻对日本蹂躏东北的冒险行动进行惩罚，实则出于维护殖民世界秩序的一己之私，而这种私欲进一步孕育了针对它们自身的革命火种。

日美战争：预言的自我实现

到了1941年8月，美国针对日本进行的石油禁运意味着两大帝国的彻底脱钩。日美战争已经如同箭在弦上；人们预言的“日美战争”或“太平洋战争”随时可能爆发。1941年12月7日，在一次私人谈话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告诉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日本可能在四十八小时内发动袭击，并叮嘱中国届时宜“哀矜勿喜”——届时不要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日美战争的爆发上，因为美国可能会遭受损失。罗斯福甚至准确地预言了战争爆发的时间。

这倒不是说罗斯福或美国政治家多么神奇。美国对日美战争的“准确”预言，其实可以追溯至大约半个世纪前。1897年5月，美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马汉私下曾对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说，“在亚洲，而不是欧洲，存在着对我们直接利益的最重大的危险”，认为美国和日本存在着“一种真正的迫切的战争危险”。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夺取了菲律宾和关岛两处殖民地。1906年，因为美国限制亚洲移民的政策，加利福尼亚州出现排斥日裔的运动，美国担心日本借口发动战争，制定了针对日本的“橙色计划”。在组织化极低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的行为往往会呈现出清晰的连锁特征：1907年，日本海军将美国指定为假想敌（[日]麻田贞雄：《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新华出版社，2018年）。

[日]麻田贞雄：《宿命对决：马汉的幽灵与日美海军大碰撞》

1925年，英国记者拜沃特出版了一本描绘日美两国在1931年开战的战争小说。这是第一部从西方角度预言日美战争的假想小说，而日本国内类似的小说此时至少已经出现了两部。日本坚信“自己的未来甚至存亡，都维系于它对中国的剥削”。因此，日本“不遗余力地阻止中国的团结”，“不遗余力地维持对中国的控制”，对其他列强“在东亚的利益熟视无睹”，这成了日美注定一战的根源（[英]拜沃特：《太平洋战争》，天地出版社，2019年）。1941年1月，日本再次出现了一部描述日美战争的书，据说一个月内就卖出了上万部。

[英]拜沃特：《太平洋战争》

小说的虚构世界、现实的历史世界以及政治家头脑中的权力世界，折叠到了一起。格鲁在其日记中记载，早在1931年5月，时任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就说过，美国面对日本时“要么忍着，要么打”，因为日本的“政策就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既成事实来对抗全世界”。1937年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载有美国使馆人员的美舰“帕奈号”遭到日本飞机低飞轰炸而沉没；日本水面舰艇还抵近射击。“帕奈号”人员逃生后，“逃生者又遭到日本飞机的扫射”。日本以“误差”为托辞，并“表示悔恨、提出赔偿都很及时”后，美国忍了下来。格鲁在其日记中浓重地记下了这一事件。只是我们还不得而知，美国此时是否意识到了那是日本对美国的刻意羞辱。

1941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资产，算是对前日法国维希政府被迫答应日本在印度支那的战略地点“占有基地”的报复。日本此时已经选择了“南进”的战略，这在它看来这是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一环：切断中国从外部获得战略物资的路线。“南进”虽然实质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但美国此刻无法下定决心开战；它不想在全力支持英国对抗德国的同时，在太平洋一侧与日本陷入战争。

但此时木已成舟，一切为时已晚；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心理内容”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为滔滔江水。这里面涉及到“现实”的认知与感知问题。格鲁日记（1940年7月26日）中有这样一段他和日本新任外相松冈洋右之间的一段对话：“松冈先生说，历史主要是被一些盲目势力所推动，在一个变化迅速的世界里，这些势力并不总是控制得住的。我承认盲目势力在历史上是起过作用，可我又说，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根本职责之一就是要把这些力量引导到健康的轨道上来。”1897年到1941年，一再被预言的日美战争变成了现实。这是历史盲目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还是格鲁所言的“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失职？

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在分析日本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时，曾单独把上面这段话列出来，以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矮小性”与主体性的“丧失”。丸山分析说，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方面主动地制造着事实，而一旦事实被制造出来，又反过来想依靠周围和大众舆论”（[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商务印书馆，2018年）。在事实的“制造”过程中，“大众舆论”扮演了性命攸关的角色。丸山在另外一处指出，“非政治的”大众“无数的日常行动经过复杂的曲折反映在表面的政治舞台上”，反过来，这一舞台上所展示的决定“又经过复杂的折射下降到日常生活领域当中”；现实的政治能量来就产生于“这两种无数的交错中”。

[日]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

丸山这种从精神史角度的描述，将1941年前后的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结构”揭示了出现。松冈洋右和格鲁之间的对话，其实都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松冈看到的是作为各种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结果的“盲目力量”，它是各种短期和长期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历史的当事者有着强大的制约作用；与此相对，格鲁认为，政治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对这种“盲目力量”加以导引，进而创造历史。格鲁在心理格局上显然高于松冈洋右。

政治家的这种“心理内容”，往往有着创造历史的力量，因为它会转化为特定的现实，显示出某种“盲目”的性格。不过，社会学早已揭示了这种“盲目力量”的生成机制：这就是所谓的“预言的自我实现”，是人类有限理性的必然结果。美国社会学家W. I. 托马斯说，“如果认定某些情形为真，结果它们就会成为真的”。社会学家默顿认为这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真理，将其称为“托马斯定理”。托马斯定理的应用提出了如何才能打破自证预言的悲剧性的、经常也是邪恶的循环情形，其方法就是“必须抛弃对情形的最初认定——正是这种认定启动了自证预言的循环。只有对当初的假定提出疑问并引进新的定义，后来的事件系列才能使那个初始假设成为谎言。只有这样，这种信念才不会生成事实”。

历史叙事中经常出现对美战争是“日本无法摆脱的宿命”的说法，这正是松冈洋右所说的历史“盲目力量”的一种显现。日美战争的“自证预言”早已经开启，而当时的殖民帝国秩序为这种预言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异常肥沃的土壤：残酷的殖民政策、早期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野蛮力量、文明的双重标准、种族主义、种族屠杀与灭绝，这些在今天让人们愤慨的行为，正是当时世界秩序的标配。日本帝国的理论家们很早就洞悉了这种秩序的不义。在帝国初创的时刻，福泽谕吉给出的是与西方列强为伍，与其东亚恶友绝交；在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刻，石原莞尔构想了完美的“世界最终战争”论述，决战将在日美两国之间展开。

种族主义：近代文明与现代性的痼疾

这种“宿命”的在行动上的逻辑，已经为社会学家出色地揭示了出来；不过，它还有着生存层面上的逻辑。在驱使日美走向对决的过程中，后者在形成历史的“盲目力量”的过程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那就是种族主义。在当时西方殖民帝国政治家的观念中，种族主义构成了他们“心理内容”中最为透明的一部分：它通过自我欺骗机制，可以让政治家们坦然接受一个种族对另外种族赤裸裸地压榨乃至屠杀。这种观念是一种野蛮的历史力量，日本帝国因其特殊的心理与地理结构，敏锐地捕捉到了它的全部讯息：日本在生存的意义上感受到了近代世界秩序的残酷，于是选择了奉行丛林世界的基本法则。

在理论上，这种生存层面的逻辑被德意志帝国的军事理论家们描述为“生存空间”理论。“争夺空间的生物学法则，以及各国之间的生存斗争方面的真理”，这就是这一理论的全部出发点与归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类整体性地向文明迈进了一步，丛林规则成为人们道德上厌弃的对象，生存空间的理论变得恶名昭彰。为了维护文明业已取得的成果，今天的人们也有必要坚持道德上的这种优越感，以使自己能持续抵抗这一诉诸人们生物学本能的诱惑。

但我们不应忘记，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东亚世界史的现场，生物学的种族主义与生存空间理论，曾经主导了人们的认知与行动模式。杰出的军事理论家豪斯霍弗目光如炬，几句话就将日本的“宿命”刻画了出来。他这样写道：“日本国的压力计读数在地球上独一无二，其他国家几乎无法获得日本对距离的敏感，这种敏感发展成一种心灵感应般的奇迹，日本甚至能感知到仅仅可能危及自己的自决的威胁；一旦感觉到这类危险，日本令人钦羡的、使所有其他功能服从于保存自决的能力，也几乎无可匹敌。”（[德]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19年）在西方殖民帝国势力的冲击下意识到“保种保教”并能迅速行动的民族并不多见，日本堪称出类拔萃。

[德]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

日本在对抗殖民帝国时，选择了以野蛮对付野蛮的丛林规则。从国家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只是它用力过猛，唤醒了内心原始的恶魔，而此时的西方殖民帝国正在尝试驯服这种恶魔。前面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就是在美国这一上升的新帝国、新世界主导下的一种重建文明秩序的尝试。正因如此，日本强行要将中国东北地区据为己有的行为，就显现出逆文明而动的属性。于是，日本再次为西方殖民帝国贴上了“野蛮”的标签，而在近代西欧文明“野蛮—文明”的认知当中，日本自然处于“野蛮”或“半开化”的状态。

近代殖民帝国用以建构世界秩序的“文明-野蛮”观的终极表达形式，就是种族主义。这种观念不是现代性的歧出，而是它的硕果：从伏尔泰、休谟到康德、黑格尔，他们哲学著作中的“人种”观念构成了当时最为“公正”的文明与世界认识（[法]塔吉耶夫：《种族主义源流》，三联书店，2005年）。十九世纪末期从欧洲到美国之所以“黄祸”理论能够大流行，或许正是殖民帝国主义者自我意识的镜像：他们在其压迫、杀戮的各种有色人种的身上，奇妙地看到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观念并非突如其来，又因殖民帝国的排外政策而一再转化为现实。如同历史学家记录的一样，从1882年到1913年之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中，最少有十五部法律或其中部分章节专门把中国人列出来作为不受欢迎的移民，“没有任何其他国家遭受过同样的耻辱”。1942年，美国和英国作为支持中国平等地位的象征姿态，废除了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直到1943年底，排华法案才得到了勉强的修订。有意思的是，这仍然是出于种族主义的考量：确保中国人站在白种人的阵营。美国历史学家道尔指出，此时“美国民众对中国、中国人的尊重与一种观念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即中国人可能掌握了白人基督文明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关键”（[美]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美]道尔：《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在危机时刻，人们以显白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真实的忧虑、恐惧以及希望。因此，当豪斯霍弗认为他找到了“争夺空间的生物学法则，以及各国之间的生存斗争方面的真理”时，他事实上揭示了近代殖民帝国的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种族观念就像加缪笔下的鼠疫一样，在瘟疫过后，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日本帝国同样染上了这种“病毒”。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同于欧美老牌的殖民帝国，日本意识到了这种病毒的双重性格：它试图以反对种族主义的方式，打造一个自己的帝国。早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因世界史上首次打败白人而备受当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所瞩目。因此，和当时的中国不同，针对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制定的排日法案，日本表达了空前的愤怒；对美备战、开战的呼声一再出现在日本的生存意识当中。

种族主义的病毒和人们自我保全的原始欲望发生勾连后，就出现了近代殖民帝国世界秩序无法治愈的痼疾。殖民帝国主义者只能形成了一种虚假的“群体免疫”，当危机到来时，对病毒的肆虐完全束手无策。1941年12月日美战争爆发后，双方的宣传机器都努力将对方的人格与道德水准降低到动物以下的水平。如果只是认为双方的认识荒谬愚蠢可笑，那就无视了上述近代世界秩序的痼疾，无视了当时殖民帝国主义者们真实的“心理内容”。

不过，日本帝国挥动种族主义武器与西方列强厮杀，的确造成了一种“非意图”的结果：它打破了近代种族主义造成的幻象。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很早就注意到了欧洲人的海洋霸权“在日本帝国的狂轰滥炸下覆灭”的政治结果（[法]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美国历史学家道尔对此议论道：“尽管日本人在宣传中反复强调白人的种族主义行为，但真正改变许多非白人世界观的是日本的行动，而不是它的语言。日本人敢于向白人的支配地位发起直接挑战，他们最初的胜利以令人难忘的方式羞辱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并永远地摧毁了“白人万能”甚至“白人效能”的神话。”（《无情之战》）换言之，日本在1941年对美国、英国的挑战，对近代世界秩序的底层逻辑造成了致命的一击。日本帝国固然因自己的贸然一击而化为齑粉，旧世界秩序自身也由此加速了坍塌、瓦解的历史过程。

[法]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

结语：中国的抗战与世界新秩序的诞生

这样看来，1941年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有着其固有的深层逻辑，它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上的机制：（1）世界政治大舞台上新兴殖民帝国对东亚世界霸权的争夺；（2）殖民帝国的生存空间竞争与种族主义观念；（3）被压迫国家与民族追求解放的斗争。日美两国主要在前两个维度上展开了全面的较量与对决，而作为被压迫者的中国最初只能单独抵抗日本帝国的侵略。1942年1月，中国与英美等各国正式结成反法西斯联盟，世界新秩序的雏形由此形成。

在这个世界秩序新生的过程中，中国事实上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历史现场中的人们主要看重中国抗战的军事意义，今天的人们也多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角度对抗战意义的界定。这种看法当然没有问题，但从世界秩序转换的角度来说，中国其实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中国从被压迫民族上升为真正的世界革命者，最终改变了殖民帝国世界战争的属性。中国革命的成功，加速了近代殖民帝国秩序的瓦解；“白人万能”“西方至上”的种族主义神话破灭，为随后的亚非拉世界兴起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提供了全新的“心理内容”。

因此，当我们重读1941年前后的日美关系时，仅仅将日本视为“恶人”、重复它的“失败”会局限我们对世界史与文明史的认知。与此相对，将美国的行为简单地视为“正义”，也无视了它作为殖民帝国一员的历史角色。当然，美国在此间对威尔逊国际主义的追求，意味着旧秩序内部萌生出全新的文明力量。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如下事实：中国、美国和日本都以各自的方式对旧秩序表达了不满，三者间的冲突与合作最终埋葬了殖民帝国秩序在东亚乃至在世界范围的统治。人们从此开始以另外一种眼观看待世界历史与文明的进程；诸民族在世界大舞台上的竞争，由此也获得了新的形式，文明出现了新的前景。(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