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冰天而言，雪地似乎更多了些许浪漫。但南方和北方的雪显然又是不同的，鲁迅先生认为：“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的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而在张贤亮先生的笔下，则“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田野空阔，雪好似扫尽了地面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垄、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其实，在我看来，不管哪种形态的雪，它都是具体的，抽象的，是以人的心情决定的。
2009年11月，我和女作家胡健等人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一个红色散文的颁奖活动。本来下午三点半的高铁，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到达石家庄。谁料，等快要检票时，广播突然传来消息，说因为南来的火车晚点，我们这趟车要晚点一个小时发车。我觉得这很蹊跷，高铁相比飞机，几乎很少有晚点的，这北京西站毕竟是始发车呀！无奈，我们只好随意聊天。交谈中，胡健告诉我，父亲胡可在年轻时就在冀中一带打过游击，后来他结合根据地解放区的土改生活，于1962年创作了话剧和电影《槐树庄》；母亲胡朋在其中扮演了女主角郭大娘。我对胡健说，咱们这次到西柏坡参加完活动后，可以顺便到槐树庄去看看。胡健说，她也正有此意。我和胡健亦师亦友，有着30年的友谊。在1996年春节前夕，我曾和中国文联领导到家中探望过胡可胡朋夫妇，两位老艺术家的谦虚和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下午四点半，火车终于出发了。我打电话给石家庄文联主席老袁，告诉他一小时后到站，让他做好接站准备。但我们想得太美了，列车开出二十分钟开始变慢，到了保定后，其速度用牛车形容都是快的。怎么回事？列车是否出故障了，这种经历我在山西、呼和浩特都遇到过，但我们没有得到列车广播的通知。我不停地打电话给老袁，别着急，我们还要晚点，晚点！谁能想到，这一晚点竟然达三个多小时。到了石家庄，走出站台才发现石家庄已经被近一米厚的大雪覆盖，这雪是突如其来的，后来新闻说是六十年未遇，整个城市陷入瘫痪。我们坐在接我们的汽车里，在停车场里就是开不出来，车头不停地在原地打转转。不觉又经过了两个多小时。这时，已经先期到达西柏坡的人们纷纷打电话问我们何时到，我对老袁、胡健说，咱们快做决定，西柏坡不去了。即使车子勉强开出车站，西柏坡路上也是大雪茫茫，咱们如果去，说不定会冻死在路边，没人能够救我们。胡健说，那咱们就下车到附近的酒店住下，有什么事明天再决定。
事情的发展没那么乐观，我们同行的四个人分成两个组，按两个方向去找酒店。我和胡健一组，我们手牵着手深一脚浅一脚地沿路去问酒店是否有房，服务员都不耐烦地回答没有没有。那一刻，我们真的有点绝望了。最后，胡健说，咱们得往火车站的远处走，哪怕是五里十里也行。我说，听您的，咱们就如同过雪山草地吧。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终于到了一家五星级酒店，一问，服务员说只有一间套房，1700元。我说，太贵了吧？胡健说，这都什么时候了，马上订，钱就是为人急需时使用的。进了房间条件还好，我让胡健住里间，我在外间，在床上躺下一试，发现床太软，便又打电话让服务员取来一个硬实的床垫子。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多。经过这七八个小时的折腾，我和胡健都饿得够呛，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说，走，吃饭去。夜晚的石家庄虽然灯火通明，可所有的饭馆都几乎打烊了。我们又是一路长征，才在一家面馆吃了一碗雪菜肉丝面，还好，老板没有因为雪天而宰我们一刀。
第二天一早，我们不可能再去西柏坡，更不可能去槐树庄，在河北新闻同行的帮助下，我们挤上回京的列车。在车厢的连接处，我对胡健开着玩笑说，此次石家庄之行，我们师生难得同居一室，日后一定会成为文坛佳话的。胡健听罢哈哈大笑，仿佛没事人似的。本来我想告诉胡健，当时我父亲正在医院住院，胃癌晚期，可我一直没有说出口。现在，大雪让我速回北京，冥冥之中是不是父亲在呼唤我呢？我想是的。
□红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