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生煤，地上长庄稼。”不足十字，刘庆邦开始了长篇《女工绘》的形象素描。
“五月里来五端阳”。第一章的时令和景物，从起头就有了和暖的色调。是了，“地下的煤都是黑的，黑得一成不变。而庄稼刚出苗时都是绿的，一成熟就变成了黄色，黄得遍地流金，浩浩荡荡。”
矿区史无前例地招调了一批青工，从省城郑州、古城开封，从农村，还有一批矿工子弟。一时间，整个东风矿，到处都是青春的身影，青春的面庞，青春的脚步，青春的声音，青春的气息。有了篮球、乒乓球赛，有了音乐之声，还有了宣传队……其中，就有一批怀揣各色梦想的青春女工。时值20世纪70年代，矿区称为连、排、班。“我是矿山一女工”，仍令女孩子们傲娇。对雄性矿山来说，无异于往一湖死水中投下了一块块巨石，瞬间掀起滔天的波澜。
主人公华春堂，父亲烧锅炉因爆炸工亡被招工。在厨房、洗衣和矿灯班三者之间，她选择了矿灯班。当然，也最知道矿工们的劳苦。在井下的煤窑里，他们几乎变成了一个个黑人：眼白和牙齿都白得有些夸张，也大得有些夸张。
我对矿工充满了敬意。那个年代，煤炭等于所有的能源，工业生产、城市照明、居家生活，都少不了。况且安全设施十分简陋，工人们几乎天天与死神打交道。正是他们以命相搏，才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基本供求。
华春堂选择李玉清作恋爱对象，颇有眼光。李父为省报的副总编辑，母亲为记者。他自己并不张扬，与矿工相处温和大方，即便在地下采掘区，依然保持着良好的生活习惯。
华春堂首选李玉清，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无疑多了一分诗意。当双方敲定春节时到华家认门之际，在矿区加班生产、过革命化春节的忙乱之中，李玉清被卷进溜子下面，顿时成了破碎状态。
才二十来岁，正值华灯初上，玉清却早早熄了生命之光。天下起了大雪……一直压抑着的华春堂，终于号啕大哭。尽管还没有名分，“人那么好，品质那么优秀”，也有自由表达下对李玉清的痛惜。读此，我早已热泪盈眶。
好不容易走过痛楚的华春堂，第二个选择了从农村来的魏正方。在宣传队时，她第一次走进队长魏正方的临时寢室打扫卫生；正方负伤的时候，她第一时间赶去安慰；魏正方因带的书多（包括《红楼梦》）并出借，被诬陷而打入另册，华春堂一如既往地予以关心体恤。饱含了对爱读书、会写材料、颇有些独立人格之青春的崇敬，也是其心地纯正良善的本然表达。
然，华春堂却因自己个子小而遭拒。理由，正方说不出口。因为自己个子也不高，父母有命，必须找高个子的女性。这让春堂好受伤，既是气自己，更想气气魏正方，结果就瞄准了矿篮球队“第一高度”，一米九的卞永韶。未想到，对方正嫌身高而自卑，竟一拍即合。
1974年的5月1日，春堂由姐姐带着去买结婚用品。为躲避大卡车，跳自行车时却摔倒在车下。“卡车没有停下来，‘咯噔’一下之下，逃跑了。”小说由此戛然而止，留下了无限哀恸，让每个读者都难以释怀……
命运，委实是诡异又可怕的。隐身在生活暗处，叵测阴险，不知何时猝然出现，给人以迎头重击。据介绍，正方身上有刘庆邦的影子。从此，每年“五一”他都会想起这个女孩。
《女工绘》以华春堂为主要线索，连缀起多位矿场女工的不同命运，书写了后知青时代特殊时代背景下矿场女工们苦乐年华。虽说张丽之、唐慧芳、陈秀明、周子敏、王秋云、杨海平，或因成分不好，或因作风问题，每一个都活得不易，可犹如一朵朵绽放的“黑玫瑰”，即便时代的烙印、人生的疼痛、命运的困厄，仍掩不住她们蓬勃的爱情、青春的芳华与人性的光辉。
作家不仅以平实的笔触、可感的细节，描绘了一幅女矿工“大观园群像”，尤以力透纸背的慨叹、叩问与沉思，唤起了一代人对青春的记忆，对命运的慨叹。是的，她们不该被遗忘。《女工绘》，不愧是一部“美之书”、“痛之书”、“爱之书”。
刘效仁